当前数字治理实践中存在着量化与简化、整体与自主、集成与透明、标准与精细、效率与感受等多重悖论。这些悖论根植于工具理性崇拜与制度路径依赖的交互作用，由此导致数字治理实践往往偏离预期目标，甚至产生逆向效应。数字技术虽未达到预期效果，却在公共话语中被建构为“治理神器”，产生了“现实与叙事”之间更深层的悖论。因此，数字治理的未来转型应当认清技术边界、革新治理理念、注重社会感受，实现有技术边界感、制度突破性和体验真实性的数字治理范式，避免陷入炫技治理、数字空转和数治神话的误区。

我国于2025 年启动的渐进式延迟退休改革，是推动“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政策举措。对比中国与OECD 国家的退休时预期余寿可以发现，即便实施延迟退休政策，未来中国民众享有的退休生活时间仍相对较长。预测2025—2060 年延迟退休改革实施前后的中国劳动适龄人口规模、人力资本存量和社会养老负担水平，可以得出渐进式延迟退休改革的潜在政策效果及其三重人口战略意义。与此同时，延迟退休改革也可能面临诸多挑战，包括就业压力加剧、健康风险上升、家庭照料不足、创新活力下降等，必须未雨绸缪，通过行之有效的配套措施确保改革的稳妥有序推进。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首次突破3亿，占全国人口的22%”。当“深度老龄化社会”不再遥远，以“健康”为核心的银发社会的高质量生活将构成“十五五”时期重要议题，其不仅关乎个体生活品质和家庭生活幸福，更攸关社会结构稳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发展，银发经济与健康产业迸发新机；与此同时，慢性病累积、流行病高发叠加医养实践中一些制度性顽疾，也使得“银发社会与健康中国”议题更显紧迫。为此，《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与湖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特邀相关领域专家学者联合举办圆桌会议，着力探讨如何借力科技创新、汲取国际经验、更新观念理路、完善指标体系、健全制度保障，形成基于全生命周期主动健康治理的“中国方案”，以“银发社会治理共同体”合力推进银发社会的健康现代化进程。

彭希哲教授提出，要对中国人口老龄化和个体衰老进程进行多尺度测量，形成对人口族群特质敏感的“中国人衰老图谱”，构建“身—家—群—国”的中国式健康养老模式，为全球健康老龄社会贡献基于全生命周期主动健康治理的“中国方案”。翟绍果教授强调，积极健康老龄化要把握“健康红利”机遇，构建“银发社会治理共同体”——立足于银发健康共同体的健康保障体系、依托银发数字共同体的健康管理体系、面向全龄共治共同体的老年健康参与体系。李璐研究员指出，当前银发经济发展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市场供给不优和政策支持不系统等问题，针对“十五五”时期新形势，应从需求侧、供给侧和政策端共同发力，推动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阳义南教授针对现有银发经济测度指标存在的统计范围不准、产业边界不清等问题，构建了涵盖“总指数—五大核心维度—多级细分指标”的银发经济发展指标体系，并指出其实践要旨。陈友华教授指出，AI技术赋能养老健康服务的场景拓展和效率提升，但在应用中也面临技术让渡、范式异化、算法让渡、数字裂痕等困境，需要从技术改进、制度创新、社会支撑、文化调适等方面采取协同优化路径。郭未教授提出，将艺术疗愈纳入老龄健康研究与政策体系，有望重塑健康资源与文化心理支持系统在地域与阶层之间的分配逻辑，推动老龄社会的健康公平与社会融合，进而构建“有质量、无贫困、能参与”的包容性健康老龄化社会。张奎力教授强调，农村医疗服务体系的不均衡影响老龄人口健康，为使农村老龄人口更好地实现“老有所医”，应建立具有韧性的医疗管理制度、构建长期稳定和谐的医患关系、重塑基层医疗服务体系，并引入互联网医疗等新型服务方式。杨锃教授通过对比神户模式与上海实践，指出老龄认知友好社会建设须以消解“健全者”与“残障者”二元对立的普同理念为价值基石，通过立法保障、社保兜底、社会支持、技术普惠构建健康治理体系，进而迈向全龄友好型社会。

算法的取悦性导致其奖励机制侧重于吸引用户，可能引发隐私、认知和情感等多方面的问题。在人机交互中，算法粘性与关系边界存在张力，将关系亲密度作为核心目标会引发一系列问题，如社交技能退化、社会凝聚力下降等。同时，可解释性陷阱与皮格马利翁效应交织，加剧了用户的情感依赖和对技术本质的误解，形成情感操控的“黑洞”。为构建健康的人机关系，算法设计应摒弃将单纯增强关系亲密度作为核心目标的思路，在性能、可解释性与用户独立性间寻求根本性平衡。监管层面也需持续加强引导，使技术发展符合人类利益，从而实现人机和谐共生、协同发展。

社交聚会游戏“杀人游戏”从排查嫌疑人的侦探探案叙事转换为以宗教猎巫叙事为基底的“狼人杀”，增强了游戏的社交属性和情感体验。但玩家创制的各类烦琐僵化的游戏潜规则，将其打造成竞技项目和“逻辑游戏”的努力，造成其核心玩法层面的内在逻辑断裂。《鹅鸭杀》立足于玩家和游戏设计者对过往过于严肃、功利、枯燥且不宽容的“狼人杀”游戏的实践反思，以在虚拟现实中所营造的动态行为主义逻辑、相对自由的私人话语与合作倾向，以及反叙事、反崇高的后现代娱乐心态，呈现相对平和、宽容和轻松的面貌，显示出“游戏现实主义”维度积极的社会集体心理的发展可能，促使现实世界反过来跟随虚拟现实的脚步，走向个体间平等的赛博治理术与多元化、非功利的新式科学主义态度。

基于儒家文化与中国实践提出的贤能政治，强调选拔任用那些德才兼备、富有耐力的贤能者担任政治领袖，并希望发展出垂直民主尚贤制的独特模式，引起全球学者的关注，也受到不少批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个方向：一是围绕贤能政治概念本身，指出概念建构的偏误与比较对象的错误；二是围绕民主合法性问题、制度实现问题以及文化适应性问题展开质疑。为此，有必要对贤能政治概念进行重新审视，在此基础上澄清贤能政治的合法性来源、制度实践安排、文化适应性的实现。当代新加坡成功地从上述三个方面实现了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的良善结合，进一步佐证了贤能政治的可能性。

作为本雅明笔下重要概念之一，aura尽管有着清晰的浪漫主义定位，但在有关概念阐释的文章中几未出现。通过浪漫主义路径阐释aura面临两大问题，分别是aura背后本雅明的浪漫主义认识论模式不够辩证唯物，以及玄学思想与现代技术语境不适配。在浪漫主义路径下，aura表现了艺术作品作为有机体与人交互的效果，人通过与世界的有机联系来探索真理与认识历史的机制。本雅明通过在有机体中加入机械理性，认为人与世界的有机联系能够被理性把握。这使得本雅明的认识论成为一种“浪漫机械学”，并与黑格尔的辩证法具有内在一致性。同时，这种浪漫机械学暗合了浪漫主义在技术思想一脉中发展变化的思路，成为技术哲学的基础。最终，在浪漫主义路径中，aura展示出艺术对当下社会人类生存境遇的启示，即艺术实际展现了引领知识革命的可能性。

自20世纪80年代彼得·斯特恩斯（PeterN.Stearns）提出“情感学”研究以来，情感史的理论方法不断更新、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实证研究不断深入。历史学家对情感的记录并非始于20世纪。早在古代史家的著述中，我们便可发现时人的各种情感。情感贯穿于古代史家对历史人物的刻画和军政外交的叙述中。这并非因为古人的情感更加充沛，而是因为情感本就是人类固有的特质。古代史家对人们言谈举止和历史进程中情感的记录表明，情感与历史书写的关系源远流长。但近代以来，随着历史学科学化的推进，情感与兰克史学“客观治史”的追求越来越难以兼容，以至遭到冷落。情感史的兴起与近现代史学的发展演进息息相关。它的兴盛不仅冲击了近现代史学传统对它的贬斥，也反映出当代史学的发展方向。

沿新闸路－愚园路一线的辛园、哈同花园、游存庐、天游学院、海日楼，可探索晚年康有为的海上行迹。以康氏出入沪上为节点，其人生有三变：一曰谋大同，二曰入世界，三曰作天游。艺术世界、生活世界与科学世界的天游之乐赋予其人生自由、潇洒、灵动和丰盈，而与子携游、日夕过从、抵掌论学成就了他与沈曾植的碑学双璧，也推动了徐悲鸿、刘海粟等康门弟子入古出新，开辟出中国艺术的现代化道路。晚年康有为与海上学人群中西合璧、新旧化合，“沪学”之天地境界粲然可观。

从1648年建立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到1815年建立的维也纳体系，近代西方国际秩序主要行为体之间呈现出“百合状互动”的状态——王权势力、教权势力、商权势力彼此交织、相互影响。在单元维度，欧洲在内部形成“三权分力”式的权力分配样式，而向域外的“三权合力”则实现了全球性的权力集中。在体系维度，欧洲对内长期维持着无政府状态和多极均势，对外则向非西方世界施加单极霸权。“百合状互动”的发展加速了近代国际法的推行，其虽有促进欧洲主要国家平等相待而走向“治”的积极一面，但也有为西方殖民主义助力造势而走向“乱”的消极一面。当前应不断总结经验和吸取教训，坚持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探索全球之“利”的争优共赢与全球之“力”的减耗增效，推动全球治理实现活跃有序的动态平衡。

20世纪初，西方美学经王国维等先贤介绍进入中国，自此开启了它的中国化进程。鉴于美学理论自身的非确定性和中国传统美学资源的庞大和浩瀚，相关的中国美学史研究一直难以形成稳定的形态。其中，概念（范畴）史研究最具奠基性，思想史、命题史、文化史、观念史是其放大形态。但是，一种更彻底的美学史观照法仍然存在，这就是放弃一切建构中国美学史的理论企图，直接看中国历史本身到底能够给予美学什么，据此，在地理学层面可以发现一个审美化的国家观，在生产方式上可以发现它的农耕传统和乡村本色，在看待世界的方式上则可以发现它的城市视角。也就是说，地理、农耕、城市是进入中国美学的基础，由此形成一种最低限度的美学，大致可以为中国美学划出一个难以继续还原的底线。

20世纪80年代以来，乡村治理延续着“乡政村治”的形态。伴随着国家治理转型，基层行政与自治单元的边界愈加模糊，形成了乡村“三元治理结构”：“乡政”构成乡村三元治理结构的第一元，村民小组“微自治”构成第二元，行政村行政与村民自治糅合构成第三元。乡村三元治理结构具备维持村庄基本秩序、调动治理主体积极性、确保国家治理任务顺利推进的积极功能；但也衍生出民众参与乡村治理渠道不畅、基层行政成本上升、资源浪费和监督异化等风险形态。对此，可以从改革村级治理事务结构、优化村级治理人员队伍和维持村庄基层社会完整等方面加以优化，驱动乡村三元治理结构迈向一种稳态的治理结构。

工业化一度被认为是经济现代化不可缺少的阶段，印度却绕开这一阶段实现了第三产业的繁荣。印度现代化的产业跃迁模式源于国内社会结构与全球产业链的特殊耦合：印度严重的阶层分化影响了劳动力—产业匹配结构，精英阶层无法在有效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下推动工业化，只能嵌入全球IT产业链。在这一过程中，全球化对印度经济体系的嵌入又扭曲了新兴精英的激励结构，使得他们“悬浮”于本国政治经济体系之外，天然缺乏参与国内政治、改进分配政策和缓解贫困问题的意愿和动力，成为“故乡的客居者”。印度案例丰富了国内结构与全球化耦合的新形式，其产业跃迁和阶层悬浮现象展示了后发国家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揭示出比较现代化领域仍有巨大的探索空间和研究潜力。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优化完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法治建设的主线，作为经济法学的基本范畴，“需要国家干预”形塑了“市场需要—国家干预”的理论逻辑，既为国家对市场实施干预行为进行了合理化证成，亦在理论上明确了国家干预行为之界限，纠正了国家干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偏差。当前，在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的趋势下，市场既有“健康”的需要，亦有“发展”的需要；相应地，政府既要解决市场失灵问题，亦要促进市场健康发展。“需要国家干预”在干预需要的判断、干预手段的发展以及干预绩效的评估上需要进行创新。为此，在干预需要的精确判断上，数据、算法应成为判断市场是否有干预需要、政府何时提供干预的基础；同时政府应审慎利用干预权力，避免权力的过度扩张。在干预手段的创新上，“促进发展”应当扩充进国家干预的内涵之中，同时关注干预手段的创新及不同干预方式的组合。在干预绩效的准确评估上，结合数据、算法分析、人工智能等新兴要素与技术，赋能“需要国家干预”对干预绩效的评估，促成“国家干预循环”。

士，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从“士”字的古字及其释义，透出“士何以产生”的远古根源。从起源讲，原始之士拥有知识的整体性。从原始时代的士－王一体，到早期文明中王、诸侯、大夫、士的展开，这种知识的整体性一直存在。士在春秋战国的理性时代产生，促成其知识结构的进一步提升。新产生的士，在知识的新建构中形成以道之宇宙、仁之人性、法之政治、侠之社会为基点并互为补充的知识整体结构，并展开为多种多样的面向。士的特质又集中呈现为师-吏-文的统一，师与道统相连，吏由政统产生，文与审美相关。师-吏-文一体的士，在从秦汉到元明清的演进中，有着复杂的类型展开和丰富的美学呈现。从士的起源、形成、演进的特点来看中国美学的特色，或可成为中国美学史研究深入展开的一条新路。

将基于货币对称性发展起来的会计学引入宏观经济分析领域，以资产—负债恒等作为 “元规则”，把宏观经济变量映射至资产—负债框架之中，通过判断资产端或债务端的 约束状况，可以重新理解增长，并划分其不同阶段。借此复盘中国经济增长历程，探析 经济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有助于制定更具针对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当下，经济政策 制定的重心可放在精准判断宏观经济形势，明确房地产市场企稳的市场作用，以及确定 国债的投向和规模上。这一全新的宏观经济模型提供了一个直观的宏观变量分析框架， 在资产负债表规则的基础上，引入三大会计报表中的另两个报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 表，进一步扩展了模型的模拟范围。

分层是剖析作为治理客体核心的老年群体异质性的重要方法论，中国老龄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亟需在自然分层与社会分层的双重维度和“时间—空间—制度”三维机制下，构建以精准把握治理客体特征为基础的精准治理范式。自然分层维度下，年龄分层与队列推移将推动我国老龄社会治理重心转变，老龄化的女性化与老龄性别分层间存在突出矛盾；社会分层维度下，双重优势与劣势累积机制、结果性与机会性资源匹配的梯度差异和作为新的老龄分层表现形式的数字分层，应成为老龄社会治理的进一步关切。推动老龄社会精准治理体系优化，需要从根本上破除治理的年龄本位主义，加快老年人力资源开发进程，关注全生命周期的多维公平促进。

当下，西方左翼思想界逐渐摒弃了冷战后兴起的技术乐观主义，转而聚焦技术霸权主义的结构性现实演变，发现其存在从自由流动“数字圈地”、从攫取利润到收取“数字 地租”、从平等自由主体到“数字依附”、从市场化到国家干预、从全球市场到平行市 场等五种“返祖”现象。这些现象并非简单意义上的历史回归，而是在数字技术赋能下， 金融资本对传统生产要素进行现代意义上的功能性重组，反映出其在数字时代所呈现出 的封建式积累特征及其内在的脆弱性。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技术秩序正在重组 与变化，垄断本身逐渐成为霸权体系的薄弱环节，这也为其他国家参与全球技术治理、重塑技术格局提供了新的战略机遇。

在DeepSeek热潮的影响下，人工智能大模型已经被大范围应用于中国社会治理实践，如何在社会治理中确保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可信日益重要而紧迫。社会治理视角下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可信，关注的是人工智能大模型的能力与社会治理问题的能力需求之间的匹配程度。在这一定义的基础上，可以建构社会治理中的可信人工智能大模型框架。这一框架包含五个维度：一是深入理解模型运作原理，二是明确模型在任务上的预期表现，三是预判模型可能产生的衍生影响并进行主动验证，四是建立模型之外的第二套备用方案，五是利用大模型治理数据促进模型优化迭代。社会治理中的人工智能大模型治理如同长江的水患治理一样，需要超越“根治”观念，确立“韧性治理”模式。

谈论当代中国社会家庭危机，就必然涉及道德价值的绝对性与相对性问题。从道德价值的绝对性出发，人们会坚持认为婚姻、家庭因其基于“上帝”或“天命”而神圣化、永恒化；从道德价值的相对性出发，人们则会主张婚姻、家庭因立足“个体”而世俗化、时代化、多样化。故基于家庭观上的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去考察社会，该社会是谈不上所谓的“家庭危机”的，“家庭危机”只是一个“伪问题”。然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以及全球化中资本逻辑驱动下对个人利益追求的日益最大化、极致化，一旦我们从绝对与相对这一思辨理论回到现实，就会发现这种“家庭危机”的确发生了，并且它也成了“真问题”。而解决这一“家庭危机”的唯一途径并非仅仅回归传统家庭，而是使自己置身于经过现代化洗礼的既强调“个体本位”又强调“亲亲为大”的“双重本体”之中。

作为各国环境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具有聚合环境“扩散性利益”、补充与督促环境行政执法，以及将环境抗争合法化的功能。在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演进历程中，环境正义论、公众参与论和反身法理论等为其提供了理论支撑。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存在制度内部冲突、制度功能重叠和诉讼目标过于单一等问题，基于国家治理结构、全球治理体系和生态文明建设机制的考量，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应当在如下方面加以完善：构建环境公益诉讼类型多元的现代型诉讼、合理安排环境公益诉讼原告的顺序，以及并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行政公益诉讼。

在全球多元价值长期共存、文明交流互鉴日益频繁的今天，如何在承认身份差异的同时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如何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同时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思想，是时代的重大问题。罗尔斯和科恩开启了探讨分配正义问题的思潮，但他们应对现代社会多元性挑战的努力却并未引起学界重视。无论是早期从道德观念考量还是晚期从政治观念入手，罗尔斯的正义理论都试图在搁置差异的基础上获得共识，通过平等对待的方式，不同的个体获得了各自追求善生活的自由。与罗尔斯不同，科恩相信人和人的平等基于值得珍视的人际关系，正义的实现在于人们对社会主义信念的践行。科恩的正义观并非对罗尔斯正义观的平等激进化，而是提出了一种前瞻性思路：“关系”比“冲突”更值得重视，“责任”与“权利”同样重要。这也为从哲学层面理解文明交流互鉴何以超越文明隔阂冲突提供了启示。

2025年8月26日，《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发布，其在“加快实施 重点行动”部分明确提出“创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强调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向人机 协同模式转变，探索建立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新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组织形式，拓展研究视野和观 察视域 ；深入研究人工智能对人类认知判断、伦理规范等方面的深层次影响和作用机理，探索形成 智能向善理论体系，促进人工智能更好造福人类。在这一政策指引下，作为人工智能与社会科学深 度融合的前沿领域，社会计算（或计算社会科学）的发展体现了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向人机 协同模式转变的迫切性和复杂性。尽管这一前沿领域催生了计算心理学、计算传播学、计算社会学 等多个子学科，但其自身面临独立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框架缺失的困境。针对这一问题，本组笔谈 遵循“破—立—拓”的逻辑架构，从认识论维度剖析计算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分歧，从方法论角度探 索协调计算技术与社会理论矛盾的路径，并在实践论层面推动社会科学范式的变革，旨在突破学科 藩篱，为构建智能向善的理论体系和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向人机协同模式转变提供理论指引。

数智治理已成为当前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改革的重要内容。要推动这一新型治理模式纵深化发展，不仅需要持续推进技术创新，也需要构建复杂支持体系，尤其是构建数据深度加工的意义识别共同体、跨学科跨领域深度互动的知识共同体以及基于场景构建的数实融合共同体。新一轮数智治理改革需要打造多方参与、激励兼容的数据共享与协同开发模式，推动高质量学科交叉和科学研究范式重塑，深度探索数智场景研发中的公众参与新范式并优化数智治理生态体系。

近年来，一些欧盟成员国在对外政策领域出现“去欧洲化”现象。作为“欧洲化”的镜像，“去 欧洲化”表现为成员国利益的“再国家化”，对欧盟基本规范的质疑甚至反对，以及在欧 盟框架之外寻求替代性方案。从深层逻辑看，“去欧洲化”实质上是对外政策的反规范社 会化，即对“欧洲化”过程中规范社会化成果的侵蚀。推动这一进程的核心因素是民粹主 义，它既可以通过建构疑欧思潮影响对外政策，也可以在民粹政党执政后直接介入决策， 从而引发反规范社会化并推动“去欧洲化”。“去欧洲化”对欧盟对外政策的一致性与稳 定性构成了挑战。目前，中小成员国的“去欧洲化”更多体现为欧盟内部力量的平衡博弈， 尚不足以全面挑战欧盟，但已暴露出隐患。未来，法国和德国等核心国家民粹主义的走向， 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去欧洲化”的风险是否会上升为对欧洲一体化的整体性冲击。

The world model is a new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that is emerging after the large language model (LLM). It overcomes the limitations of the LLM as a “text language intelligence” and enable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conduct causal reasoning and decision-making in the face of the physical world. This advance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a new level and inspires us to gain a deeper philosoph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essence of intelligence. The LLM and the world model each have their own strengths in simulating human intelligence. The intelligent integration formed by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wo can achieve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in performance, leading to a new intelligent revolution and reflecting the philosophical significance of expanding the concept of intelligence in multiple aspects, thus moving towards the integration of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in multiple meanin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