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胡焕庸线自1935年提出以来已逾90载，这条人口地理分界线一直是理解中国区域差异的基本国情线。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胡焕庸线始终展现出“恒定与流变”的深刻辩证关系。一方面，宏观层面“东密西疏”的人口分布基本格局保持“长期稳定”；另一方面，随着新型工业化向纵深推进、人口迁移流动加剧、老龄化进程加速，以及数字技术重塑经济地理，胡焕庸线两侧的产业结构重组、民族人口分布、健康婚姻格局等亦经历“动态之变”。为此，《探索与争鸣》编辑部在华东师范大学“纪念胡焕庸线发现90周年学术研讨会”的基础上，特邀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全面审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胡焕庸线，探析线两侧总量稳定与结构变迁的深层逻辑，助力高质量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区域布局的构建。    杨云彦教授指出，胡焕庸线的“变”与“不变”是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多维统一，二者的辩证关系不仅是理解中国区域发展规律的关键，更是未来优化人口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前提，进而点明影响未来走势的五大研究维度。房宁教授提出“瑷珲—腾冲线区域”概念，将瑷珲—腾冲线区域划分为东北平原段、内蒙古高原段、山陕甘黄土高原段和四川云南山地段四个区段，倡议遵循“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原则进行“油点战术”开发，破解资源错配，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窦学诚教授基于工业化和“世界工厂”空间转移与结构重塑进程，从点线面体几何区位范式与网络流位出发，考察了以“世界工厂”脊线为代表的中国大陆地理空间典型几何特征，以及未来区域经济优化走向。高向东教授指出少数民族人口从“线内聚居”到“跨线东移”，既拓展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空间，也使传统民族事务治理面临新的结构性矛盾，强调流入地与流出地协同、全方位社会嵌入与共同体意识融入结合。王金营教授通过考察全国人口迁移流动空间选择的总体特征、省际人口迁移流动的空间组织与区域分异，以及省内人口迁移流动的集聚模式与空间分化，提出实施精准政策引领，优化区域发展机会配置，实现人口、产业与区域发展的动态协调。朱宝树教授分析了老年人口自评健康状况的城乡差异，提出“健康胡焕庸线”并论述其可塑性，建议通过制度设计与技术创新，促进健康老龄化区域均衡发展。黄小丽讲师提出“婚姻胡焕庸线”，指出中国婚姻迁移在空间演变、区域均衡和社会适应等方面存在的现实问题与潜在挑战，从优化婚配资源配置、强化社会支持网络、完善制度服务衔接与重塑空间结构布局等方面提出因应之道。

数字技术已然改变了知识生产、传播与实践的底层逻辑，为知识社会学研究开辟了新情境，但充满隐匿性、实践性、情境性的默会知识如何被其塑造的问题尚未被深入讨论。尽管默会知识早已被广泛认可，但鲜有学者对默会知识的生产进行系统梳理，遑论考察数字技术对其的影响。在回溯过往对默会知识探讨的基础上，默会知识可根据内容与存在基础划分为九种类型，知识生产路径可依据时间性与能动性水平区分为三种模式，数字技术的深度介入正在重塑默会知识的生产、传播与使用路径。

在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注意力作为关键要素被纳入资本增殖体系，但注意力危机究竟源于“生产性剥削”还是“消费性陷阱”，存在两种对立的理论视域。“生产视域”虽 敏锐捕捉到了数字劳动的新形态，却因缺乏政治经济学的严谨论证而泛化了“生产性劳动”范畴，混淆了生产与消费的界限；“消费视域”虽强调回归政治经济学概念的规范性，却因拘泥于形式逻辑与文本阐释，未能充分回应数字剥削的嬗变特征。基于这一判断，可以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关键理论维度出发，构建“生产—消费”交叉视域，为分析注意力危机提供方法基础。该视域以注意力“信息接收机制”与“信息生产机制”的自然 功能及其所具备的“生产”与“消费”双重社会属性为前提，意在突破传统二元对立，将注意力活动的消费属性与生产属性纳入统一分析过程，进而对数字资本主义双螺旋增殖模型进行探析。

当今世界正处在剧烈的变动中，当全球文化失序、常识乏力、秩序失控，有生命力的个体被卷入不稳定的未知世界中，需要发展一套个体与世界相处的新方法。正在发生的多重变革突出表现为：新冠疫情的世界性影响将个体与世界紧密联系起来；世界经济的整体下行与个体对未来世界想象的不确定性相互交织；以 AI 为代表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人与世界的互动提出了更高要求。这些变动需要我们聚焦于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核心关切，发展出能用于日常思考的理论与概念。也即，如何理解个体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如何看待社会心态的变化？个体在变动的世界中能采取哪些行动？为此，本刊约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德国马克斯 ·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联合培养博士生刘博，对德国马克斯 ·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欧洲人文和自然科学院院士项飙教授进行专访。通过重访项飙教授“把自己作为方法”的核心理念，进而围绕“什么是把自己作为方法”“什么样的自己能作为方法”“如何践行把自己作为方法”“数字时代的以自己为方法”“自己为方法与知识生产”等问题展开一系列讨论，本文强调“把自己作为方法”的前提是“把世界作为对象”，主张知识的公共化与研究的有机化，以此通向一种重新连接自我、他人与世界的知识实践，进而生发一种共同的关切。

在全球化时代，如何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是近年来中国学术界的研究焦点之一。其中，立足中国本土的实践与问题，提炼出既能深刻反映自身情境、又能与国际社会进行有效对话的“标识性概念”，便成为打破知识依附、实现理论创新的关键突破口。这一努力绝非走向封闭的本土主义，而是在“全球”与“本土”的辩证张力中，寻求一种既根植于中国大地、又面向人类共同知识宝库的理论创造。它旨在将中国的经验转化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资源，从而不仅为理解中国提供钥匙，也为丰富全人类的社会科学知识作出贡献。为此，本刊特邀六位学者，从多个视角出发，共同探讨标识性概念的生成逻辑、建构路径及其在知识体系中的定位，旨在推动中国学术从“概念输入”走向“概念创造”，实现从知识移植到知识自主的转型。 郭忠华教授追溯了标识性概念的起源与内涵，指出其作为建构自主知识体系起点的关键作用。没有标识性概念，也就没有自主知识体系，标识性概念是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出发点。王宁教授认为从本土概念入手建构自主知识体系中的标识性概念可以避免“独特性湮没”现象，但需要防止陷入“独特性孤岛”问题，他强调标识性概念必须放在存量概念地图中来定位。孙江教授提出“全球本土化”作为概念史研究方法，主张在跨文化视野中实现概念的在地转化与理论超越，并指出全球本土化的概念史研究不能执着于过去，问题意识应该朝向未来。唐亮教授分析了全球化背景下概念创新的路径，呼吁强化基于共性研究的理论建构与国际对话，并尊重和保护学者个人的学术兴趣和学术自主性。周平教授以“边疆治理”概念为例，阐释了本土性概念在回应现实问题与推动知识原创中的重要意义，即提供认识工具、促进知识生产、服务国家决策和传承中华文明。叶娟丽教授基于经验的维度，总结出概念建构的四项理想标准：具有突破性的理论解释力；具有可操作的研究适用性；具有持续的影响力；具有广泛的跨界接受度。

伴随着政府数字化转型，技术与组织的互动成为数字政府研究的核心议题，数字科层制也成为基于此的有益理论探索。然而，既有研究在实证上只见局部、不见整体，缺乏对数字技术介入科层制的维度和深度的清晰解析，并且理论研究也未与实证研究有效衔接，亟需一个整全、清晰、具有承前启后作用的框架，以推进数字政府研究。数字科层制起源于数字技术与科层制在理性化与效率原则上的亲和性，但二者在实现方式上存在张力，分别强调连接与分化。在结构层面，数字技术以其连接性在高度分化的科层结构上构建协同，但也不可避免地被强韧的科层结构所解构。在机制层面，数字技术显著缓解了信息困境，并改善了激励不可测、监督成本高与瞄准率低的问题，但路径依赖消解了技术嵌入的效应。在能动层面，数字技术对决策者、技术官僚与街头官僚产生了异质的赋能与限权效应，而能动者的技术驯化约束了效应的发挥。破解数字技术所面临的科层约束，需先理顺科层结构，再进行不同机制的优化与衔接，进而才能促进能动者间的良性互动。

传统的大众文艺往往追求一种“现实感”，而今天的新大众文艺则更倾向于“人间感”的表达。“新大众文艺”时代的“大众”，受过良好的教育，既是文化的消费者，更是 文化的生产者；在自媒体时代，他们有能力通过数字网络组织自己的表意空间、传播路 径，巧妙使用新媒介技术翻新花样，爆发无尽的想象力，形成具有鲜明的新媒介文化特 色的文艺活动；同时，越来越多的“知识大众”倾向于表达自身生活处境中的生命经验， 背靠个人生活的微末经验创设情境、重构现实、翻转故事，形成新大众文艺的“人间感” 叙事。

孙榆慧、孙国东在《跳出“平等和理性的双重狡计”》一文中揭示了平台资本主义下数字公共领域面临的结构性困境，然而其“双重狡计”的分析范式在强调平台资本与算法理性的宰制性力量时，亦有将数字公共领域描绘为一幅铁板一块的悲观图景之嫌，暗含一种结构决定论倾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行动者的多元能动性、理性的复杂调适以及治理实践的动态博弈。因此，有必要超越“双重狡计”的二元对立框架，提出一个更具生成性与过程性的分析视角，即将数字公共领域概念化为一个多方力量持续互动、规则在协商与冲突中不断被重塑的“治理场域”。平台用户并非全然被动的“数字劳工”，而是日益展现出“平台公民”的能动面向，通过集体抵抗、文化共创与权利伸张，对平台权力进行反制。沟通理性并未被算法理性单向度地侵蚀殆尽，二者之间呈现出一种复杂的“算法博弈”与共生演化关系，催生了新的沟通策略与公共交往形态。数字公共领域的功能重塑并非简单诉诸“公共服务媒体”或“新公民”培养的外部方案，而应聚焦于场域内部的治理机制创新，其关键在于构建一种赋能多元主体、促进程序正义和培育协商性“惯习”的过程性治理框架。

吴静教授提出的“人机交互情感操控‘黑洞’”论，敏锐揭示了算法的资本逻辑对人类主体性的潜在侵蚀，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然而，其基于“技术—主体”二元对立的批判视域，倾向于将技术视为单向度的操控力量，忽视了人机互动中更为隐秘且复杂的生成性逻辑。人机混合社交并非单纯的异化陷阱，而是在流动现代性语境下，个体为寻求本体性安全而与技术系统达成的一种双向“合意”。根据温尼科特的“过渡性客体”与唐·伊德的“技术间性”理论，AI伴侣实际创造了一个具有补偿性与演练功能的“潜在空间”，用户并非全然被动的受控客体，而是通过“悬置怀疑”的主动策略，利用算法的镜像功能进行情感代偿与自我修复。人机关系并非对现实人际关系的零和替代，而是现代社会情感结构中的一种功能性补充。只有超越技术决定论的悲观论调，厘清其背后的生成性逻辑，才能为人机共生的未来提供一种更为辩证的理解维度。

我国正经历中度老龄社会加速演进期，人口年龄结构变迁与经济社会架构适配滞后的矛盾日益凸显，传统“养老”治理范式的效能在代际资源零和博弈、财政可持续性承压、人力资本配置失衡等结构性挑战中逐渐弱化。破解这一困局亟需站在老龄社会治理的更高维度上，重构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认知框架与治理逻辑。作为农耕文明制度遗产的“养老”语义模型，通过单向资源输送将老年群体固化为社会负担，其垂直权力关系与年龄分割逻辑加剧了劳动力市场年龄排斥与老年社会参与剥夺，并有损代际公平。而“为老”的积极意涵重构了老龄社会价值认知，通过水平互动网络以主体赋权激活老年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将长寿红利嵌入全龄友好社会，推动老龄社会治理从成本控制转向机遇开发，促进代际均衡发展和治理现代化。践行“为老”的新叙事逻辑，亟需以积极老龄观为核心推进认知重构，围绕“一老一中一小”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全人群和全生命周期政策框架，在银发经济驱动下推进“为老”全方位治理革新，及时抓住机会窗口，将人口年龄结构压力转化为可持续发展动力。

基于对人工智能（AI）和社会工作服务本质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到，AI 应用作为时代趋势为社会工作服务水平提升带来机遇，AI 赋能社会工作在提升社会工作服务的效率和质量、 降低服务门槛和减少人为偏差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但 AI 应用不是也不可能替代后者， 原因在于：社会工作服务可以与服务对象深度共情、提供复杂情境的伦理判断，进而在 主动维护社会正义、消除算法偏见、提升服务对象心理韧性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与此同时， 社会工作服务实践中AI的应用也面临诸多挑战，包括AI应对复杂社会现象的技术局限性， AI 应用中存在伦理与法律风险、信任危机以及守护人（案主）的主体性不足等。新时代基 于推动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应通过 AI 加持或赋能实现二者的优势互补、有机结 合，包括但不限于借助 AI 不断拓展社会工作的传统界限，推动全领域、全流程“AI+ 社 会工作”标准化建设，构建“AI+ 社会工作”服务新范式，强化社会工作从业人员的专 业 AI 能力建设等，促进社会工作服务迈向“新生”。

“第二自然”概念是萦绕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学术史中的“幽灵”。以卢卡奇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创造性地引入了此问题，却又割裂了价值形式理论、生态学和社会团结在马克思哲学中的有机统一。此时，第二自然仅仅表现为抽象的社会统治。但是，在马克思哲学起源处包含着一场伟大的斗争——经由斯宾诺莎和黑格尔的冲突与对话——自由如何与自然和解，自由如何建立在实体性的制度根基上，这些最棘手的难题被提交给了马克思。第二自然不是对第一自然的超越，而是在其内部对自然和精神关系的重新确认。理解此概念就要同时追问自然/政治的联盟该采取何种形态。生命与制度是何种关系？社会团结的真正活力究竟寓居于中心化的政治国家，还是从边缘和底部敞开的多元共存？马克思面对资本主义“通过自然”而进行的统治，探索了如何从生命的内在性出发对僵化的第二自然关系进行反抗。第二自然的问题更呈现出了马克思哲学在人类世的当代相关性。

《企业破产法》第123条对破产程序终结两年后新发现财产的追索方面存有立法空白，引发了司法裁判分歧与制度困境。该问题本质上反映了破产程序中个别清偿与集体清偿、效率价值与公平价值之间的深层张力。此问题的解决，在遵循破产法公平清偿核心宗旨的基础上，应以债权人程序参与程度为关键区分标准：对于已尽力行权但未能实现债权的债权人，应允许其在程序终结两年后继续追索；对于怠于行使程序权利者，则应适用失权规则；对存在恶意串通等特殊情形的，则应排除两年除斥期间的适用。通过这一区分，可填补现行法的局限，也有助于在维护破产程序终局性的同时保障实体公平，为统一司法实践提供理论依据与路径指引。

“反贫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伴随着社会发展而形成的一个发展运动。中国社会在发展意义上讨论“贫困”概念，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的论题。早期的“贫困”定义多从单一经济维度出发。实际上，贫困还是一种系统性的生存结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现象，可以归纳为资源性贫困、制度性贫困和文化性贫困。随着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后扶贫时代”开启，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需要挑战一个新的命题——“贫困三角形”。换言之，彻底消除系统性的贫困问题，不仅要增加贫困人群的收入，还要以人类发展的视角，从根本上挑战资源性贫困、制度性贫困与文化性贫困构成的“贫困三角形”，建立若干打破“贫困三角形”的人类发展原则。其具体包括增强可行能力、文化生态可持续发展、城乡协调发展、主体赋权参与和公平权利、共生合作避免制度性剥夺、激发内生动力六条原则。

大语言模型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介入知识生产，其影响不止于效率的提升，更在于重构知识被理解、判断与继承的方式。以“互文性”为核心特征的生成机制，使文本在既有话语之间能够频繁流转重组，呈现出高度流畅、逻辑自洽且广泛可接受的知识形态。但在这种看似“合理”的生成过程中，差异、否定与判断正被悄然消解，复杂问题被提前收敛为安全稳定的答案，知识生产由此显现出一种隐蔽且结构性的“平庸之恶”倾向。这种平庸并非错误或低质知识，而是强调互文性的自动化、规模化与去主体性，导致判断责任的转移与主体位置的退场。由此，知识生产越来越依赖算法对既有语料的概率拟合，不再通过争论、质疑与反思展开，只能沿着技术互文性的既定路径被不断确认与强化。若长此以往，知识生产中独有的灵韵、人性、情感、体验将逐渐被湮灭。就此而言，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真正挑战，是避免知识在持续生成中丧失张力与深度。只有在技术设计中为不确定性和多重理解保留空间，在制度安排中防止效率逻辑对创新路径形成低阶锁定，并在文化层面重新强调判断、责任与内在体悟的价值，知识生产才可能摆脱平庸化的引力，重新通向新问题、新意义与新可能。

2025年11月17日至18日，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对会议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聚焦建设更加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与中国法治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所形成的重大创新理论成果。在新时代背景下，进一步探索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时代化的科学方法论，为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提炼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思想，进而为建设更加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提供理论支撑，是法学界所肩负的时代使命。今年适逢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发表十周年，本刊聚焦“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这一主题，邀请张文显、陈柏峰、雷磊、郭晔四位学者从不同维度展开探讨，期待对相关研究的推进有所助益。

关于数字技术对国家能力的影响，既有研究陷入技术赋能泛化的讨论，即没有详尽阐明哪些主体会被赋能及其具体过程。数字技术嵌入国家治理之中，带来的一个显著影响是信息的流动以及主体间权力的再分配。因此，数字技术重塑国家能力的过程分析可以从信息流动、控制权转移以及权力再分配的视角加以考量。数字革命释放了信息的流动性。不同治理主体围绕信息的占有展开争夺，塑造了以信息为基础的权力再分配结构。数字革命重塑国家信息能力，其过程体现为纵向政府间、国家与社会间以及国家与市场间围绕信息展开激烈争夺，形成流动的信息控制权。不过，数字技术对不同主体的赋能效应是不均衡的。因此，数字时代的国家信息能力建构需要实现国家自主性、基层能动性、社会自发性与市场创新性的动态均衡，以建设一个平衡型国家。

信息化时代公众历史感的重塑往往以“消费”作为重要媒介，故宫博物院十余年来的数字实践便是典型代表。公众在对文物的消费（观看、购买、体验等）中获取了新的历史感知。文物消费主义产生的观念前提是文物的遗产化，皇权文化得以抽象为全民传统。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两条脉络：一为商品化，文物的等级制与距离感被消灭，萌、美与参与感占据上风，历史成为可写的日常游戏；一为精神化，作为消费主义机制的补充，文物的修复技艺、心物合一的精神传统供给了现代生活方式的“精神图腾”。政治的文化化、文化的经济化以及信息社会的心物关系，构成当代公共历史感形塑中的三种重要向度。

城市叙事具有地理空间描述与文学想象的双重属性，而文学地理学作为融合文学与地理学视角的交叉学科，可将其理论观点系统融入城市叙事研究的阐释框架和学术路径，探讨地方传统、历史想象与空间记忆对城市叙事创作与接受的深层影响，并且在中国城市叙事的古典传统与现代变革之间构建起一脉贯通的研究参照系。借鉴影像学中的观察逻辑，城市叙事研究可构建起“远景—中景—近景—特写”四级视角，“远景”致力于宏观文学地图的绘制与文学生态分野的辨析；“中景”聚焦城际互动的“双城”现象，揭示其文化对话机制；“近景”深入单一城市内部，追溯其从城市志、城市笔记到城市小说的文体演进与空间意义的积淀过程；“特写”则剖析具体空间场景的符号化意义与空间生产的无限可能性。研究的关键在于持续不断地勘探、激活并重构城市独特的叙事研究范式与精神图式，推动城市叙事研究走向更为广阔的历史、文化与思想语境，为构建本土化的空间诗学提供理论路径。

站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十字路口，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技术正带来一场司法文明的范式变革。一方面，新技术通过提升司法的智能化水平，增强了司法在社会中的治理效能，有利于满足公众对司法功能的期待。另一方面，新技术的介入也使得司法运作的逻辑和流程发生了改变，并带来系列法律、技术、伦理以及司法功能异化的问题，尤其是在深层次对司法领域的“人机关系”形成冲击。面对司法智能化转型的大趋势，我们需要在价值层面坚守法治的底线，防止技术理性侵蚀人文关怀的根基，共同探索数字正义的实现路径。有鉴于此，《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共同举办圆桌会议，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围绕数字司法图景、智能化实践探索、司法价值坚守等核心议题进行深入讨论。 傅郁林教授指出，AI法官是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于司法活动的终极状态，而当下AI的发展程度距离担当起核心审判职能所需的法律专业化水平还有较大差距，但其在技术上仍具有可行性。而若要在制度上赋予AI法官以审判主体权限，由于司法所蕴含的人性特质与AI法官所欲实现的替代功能存在冲突，所以很难实现。王福华教授认为，数字技术给人类带来便捷和效率的同时，也衍生出诸多“数字不正义”现象。要通过纠正数字不公、修复数字侵害、制衡技术权力、实现程序正义和促进数字包容等途径，实现数字的矫正正义。唐力教授强调，人工智能的司法应用可能侵蚀人类作为司法主体的“主体性”与“创造性”，需要在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伦理准则、“人机关系”定位、应用范围，以及技术安全保障等维度采取具体措施，明确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限度。许多奇教授以智能化赋能金融案件“四大检察”为分析场景，认为技术层面的数据壁垒、算法局限，机制层面的协同不畅、权责不清，以及伦理和规范层面的价值冲突与法律滞后等问题，构成制约智能化赋能检察的核心。需要在破除数据壁垒、精准适配算法、筑牢安全机制等核心举措的基础上，同步消除金融案件办理过程中跨域协作、权责划分、规范适用等制度性障碍。张兴美教授以民事司法为例，指出当下的人工智能正作为智能的“第四方”在纠纷解决层面发挥了实质性作用，但也应警惕技术至上主义对民事司法的异化。应该秉持司法人类主体性理念、注重法官参与、坚持司法公开、加强系统监督，推动人工智能时代司法的公平正义。黄泽敏副教授构建了司法领域智能科技的介入的强式、中等和弱式三种标准。其中，中等和弱式应让位于强式标准，强式标准强调凡涉及法律判断的，智能科技不可介入。强式标准之所以成立，是因为除了形式要素之外，法律判断还复合了价值、道德、情感和权力等要素，而人工智能不能也不应该介入这些要素。季平平研究员指出，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为裁判文书的结构优化提供了可能路径。然而，由于法律推理内含事实认定与价值判断的双重属性，人工智能仍难以胜任具有规范创设与理由展开功能的文书自动生成任务。人工智能的合理定位，应是技术辅助工具而非替代者。在促进裁判文书结构变革的同时，应尊重法官对法律解释的最终权限。

在当今西方社会发展进程中，以吸纳认知、神经为主要增殖方式的“认知资本主义”已日趋深入，导致西方政治哲学在根本上必须重新思考三重“议题”，即政治主体自由意志的丧失、政治共识的分裂与政治规范的解构。首先，政治主体被技术重构为可预测的神经行为单元，使得自由意志的选择能力逐渐丧失。其次，资本在感知层面与神经系统的深层嵌入，既干扰了人们对于共识的认知能力，还导致了共识空间的崩溃与公共领域的退化，使得人类社会性链接与公共性失去了存在的根基，进而瓦解了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政治共识。最后，微观治理术与政治的科学化发展将政治重组为一套系统性技术过程，以工具理性解构了政治规范。为此，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视角看，充分规避资本对技术创新的钳制，建构新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才能化解认知资本主义对政治哲学的冲击，并重新找到发展方向。

发达资本主义通过“创造性破坏的空间生产”和“对外贸易的地理扩张”实现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空间生产成为维系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关键机制，但也造成了“空间 剥削”，引发了以现代性城市危机为主的“空间危机”。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革命策 略是具有总体性变革意味的“城市革命”，其目标是建立起具有真正差异性的“取用性 空间”。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在发达资本主义阶段的一种重要的理论探索。不过，其 理论内核并没有触及资本主义的本质性结构，其革命策略也仍停留于一种“乌托邦”式 的理论幻想。

数字技术已深度重构人类文化存在的结构性条件，引发文化主体性的系统性嬗变。文化主体性在数字环境中并非走向消亡，而是经历“解构－驯化－再造”的辩证演化：既面临感知变异、算法规训与平台权力的冲击，也孕育出网络化、具身化与人机共生的新形态。作为数字文明的价值内核，文化主体性通过意义生产与技术驯化抵抗同质化，并以伦理规训与社会博弈重塑数字权力结构，成为确立文明秩序的能动力量。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场域中，文化主体性展现出独特的“再嵌入”逻辑：在社会交往层面，以“关系理性”将数据连接转化为温情的伦理连接；在个体生存层面，凭借“实用理性”的生存智慧在算法缝隙中实现微观突围；在国家治理层面，确立“以人为本”的价值原则以驾驭资本逻辑。这一演化路径表明，技术理性并非历史终结的脚本，文化主体性的在场与实践，为构建兼具技术效能与人文精神的数字文明新形态提供了中国范式。

2025年6月13日，著名学者、文艺评论家王晓明教授荣休仪式在上海大学举行。活动上，王晓明教授以《如何“幼稚”，怎样“大学”》为题发表演讲，剖析当前社会时代状况与大学面临的问题、挑战，表现了一位文化研究学者诚挚的人间情怀和敏锐的批判意识。《探索与争鸣》特刊出演讲整理稿，以飨读者。

当下互联网大众文化语境中，西方知识论中的“知识化知识”被大众祛魅，经由概念泛化与意义重构形成一种“非知识”，并成为大众文化领域内知识的实际所指。借助技术化的情境，“非知识”完成了自身的合法化。“非知识”凭借专业性淡化、数据可量化、表述通俗化以及对经验事物的高度关注等特征成为现代个体认识和把握经验世界的重要工具。它在承载记忆流通与交换的同时，也喻示着一种“记忆工业化”社会状态的到来，并为面向未来的知识生产带来了结构性启示。

人工智能虽能生成结构完整、信息丰富的批评文本，但普遍缺乏内在的生命经验、情感温度与自觉的伦理关怀，呈现出明显的“机械感”与共情缺失。当前文学批评自身已存 在范式固化、对话性萎缩的困境，技术的介入可能进一步强化其浅表化与模式化倾向。 真正的文学批评依赖批评家与文本、作者及时代的深度“共情”与“同时代体验”，需 要敏锐的感知、细致的修辞分析与复杂的价值判断，这些都根植于人的肉身性与精神性。 因此，批评应坚守其伦理秩序与情感介入功能，构建“社会临场空间”，在技术时代重 申人类情感、经验与主体性的不可替代价值。

重审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间持续多年的规范性争论可以发现，在数字化与全球流动塑造的“复数”社群现实中，无论是自由主义依赖的制度中立，还是社群主义强调的文化承认，均暴露出整合乏力的局限。新的制度构想亟待探索。借助吉登斯的现代性理论，可以提出“反思性—多重归属”的身份逻辑，从而揭示当代个体如何在多元社群之间展开认同实践。应对复数社群的现实已非纯粹的伦理选择问题，而成为现代社会制度设计中无法回避的治理难题。基于此，本文批判性地检视现有范式的局限，尝试在理论语言与现实困境之间搭建桥梁，主张政治哲学应从价值高下的规范争议，转向制度建构的可行性路径，探索一种可容纳差异、激发团结的“整合性共同体”框架。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社会治理、公共决策与日常生活场景中的广泛应用，其对生活世界的介入方式也正在发生转变，即由对既有事实的技术性处理，转向基于概率模型与算法推理的前瞻性预测。在可能世界理论与模态逻辑的分析框架下，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通过对经验事实的抽象建模与概率演算，将原本依赖主体经验、价值判断与规范理解的生活世界，重构为一组可计算、可比较、可预期的模态化可能世界。这种转变的价值在于提升了决策效率与风险控制能力，但转变的可能风险是对规范基础构成深刻挑战。生成式人工智能预测功能的滥用、全息认知的误导以及模态演算的信任风险，是短时间内学界无法回避的议题。对此，需要从生成式人工智能参与生活世界模态化边界范围的廓清、生成式人工智能预测模型设计与更新道德审查的强化，以及生成式人工智能自我迭代与自主运行法律约束的完善等层面入手，构建生活世界模态化的规范话语。

数字媒介时代，公众参与艺术被嵌入平台化媒介技术所构成的界面—算法—数据装置之中，参与既被呈现为审美公共性的扩张，又被转化为可计算的可见性资源与可开采的行动绩效。以朗西埃“可感秩序”的审美政治框架为理论坐标，在吸纳参与文化研究对平台基础设施与“不可见参与”的批判视角的基础上，可进一步提出“分配机制—授权机制—剥夺机制”的分析路径。在这条路径中，公众获得的往往是被指标化确认的在场感，而非能够改写出场、阐释与判断条件的政治能动性。平台化参与的再政治化需要同时面向机制内部的异议形式重启与机制外部的公共文化基础设施重建，从而为歧见的持续显现与公众作为审美政治行动者的生成保留制度空间。

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的兴起与广泛应用，向科学哲学提出了一系列重要问题：AI 驱动的科学将带来哪些新变化？如何对其进行理论定位？它是否会引发新的科学范式变革？如果会，何种范式变革将至？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需要厘清AI 驱动的科学与理论科学的关系。经典科学哲学围绕科学的任务、界限、方法与发现逻辑等重大问题展开讨论，波普尔等科学哲学家强调科学由问题驱动，以描述和研究实在为任务，并充分阐述了观察负载理论、科学解释、因果性等议题。科学哲学理论与当代科学实践的对照研究表明，AI 驱动的科学与理论科学是一种融合互补的关系，它为科学研究提供了新工具和新方式。AI 驱动的科学目前虽然不能带来库恩意义上改变世界观的范式革命，但是从科学知识生产的方式、效率、类型乃至主体等细节看，它带来的变化也足以称得上是一种局部和弱化的科学范式变革。

不同于谎言对真相的敌视或误导对真相的操纵，政治传播中“空说空转”的本质是对真相的漠视，其形式是空洞的公共表达与社会互动，其结果是政治言说虽在公共交往中流动，却失去事实验证的支撑，最终导致公共讨论的持续空转。“空说空转”是一个社会性过程，其政治传播结构包括不关心真相的主体、空洞无物的内容、不计较真假的受众以及难以测量的仪式性效果。政治传播中的“空说空转”可概括为四种类型：施行空说，即以言行事的空头承诺；模糊空说，即以虚代实的象征膨胀；形式空说，即知行分离的无责漫谈；数据空说，即以实证虚的科学伪装。“空说空转”凸显现代理性规范在当前政治传播中的实践困境。在这一时代症候下，以事实为底线，以本真为方向，或成为政治传播需要考量的规范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