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与全球史学经历深刻变革的双重背景下，思想史研究迎来了议题扩展与范式更新，“新思想史”何以酝酿、成形与再出发，是透视一个国家、社会与文明的重要环节。尤其在数字技术时代，如何审视思想史研究中的经典议题，怎样推进传统观念与新式研究之间的互动与融合，都是值得挖掘和探究的基本命题。葛兆光教授修订再版的《中国思想史》，就是回应这一命题的理论力作，在概念提炼、研究范式与史料方法等方面引发了持续的对话和思考，为推动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深化与创新提供了又一次契机。2025年10月和11月，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商务印书馆、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单位先后主办《中国思想史·修订本》两场首发式暨学术研讨会，多位专家围绕《中国思想史》如何重建思想史写法、思想史研究的意义以及修订本的特点与新变化展开研讨，试图重新审视中国思想的历史脉络与跨文明对话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探索与争鸣》编辑部邀请专家学者展开专题研讨，以《中国思想史》修订版为契机，旨在回到思想史研究的根本问题，探讨理论前沿、范式创新、跨学科实践以及中国思想史的世界意义，力图从本土意识、价值关切与书写范式等多元维度，构建具有典范意义的思想史对话。
虞云国教授在“范式革命”意义上梳理了中国思想史自古至今的演进轨迹与学术自觉，提出《中国思想史》在史料学层面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幅度推进，在写法上摆脱了经典体式的制约，体现了独有的方法、角度与价值。李剑鸣教授围绕思想史的书写方法展开讨论，强调思想史应回归历史学本位，关注文本与语境的互动。一流的思想史家应致力于超乎具体历史著述之上的“元史学”，对历史如何成为史学予以学理演示。郁振华教授从当前人文学科普遍遭遇的危机出发，将思想史的写作视为一项捍卫人类基本价值的事业。他指出，中国思想的现代转型，实质上是传统价值系统向现代价值系统的整体性转换，这一进程关乎中国心灵的尊严与未来。郭长刚研究员从文明互鉴的视角出发，指出中国古代文明与世界重要古代文明在源起上有共通之处——基于对人与人关系的思考，形成宇宙知识、社会秩序和个人存在的思想体系，中国思想史具有“普遍性”意义。梁展研究员指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面对外部世界存在着普遍主义/世界主义与特殊主义/民族主义的论争，这是全球思想世界的普遍现象。思想史研究的意义在于将知识、制度和文化的变迁与历史中人的观察、体验、思考和行动勾连起来。王东杰教授提出“不思的思想史”这一概念，认为“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正是一种“不思之思”，思想史的任务正在于使这些“不思”显影为可反思的对象。陈小文教授认为，“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范式的提出，将思想史的视野从精英拓展到了整体，从短时段拓展到了长时段，从有意识的文本拓展到了无意识的史料，在根本上重构了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格局。

数字技术的深度嵌入正在重塑社会连接的基础形态，使“社会何以可能”这一经典命题重新进入理论讨论范畴。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进程中，经典社会学家揭示了社会团结形态的演化逻辑，但数字社会显示出全新的特征，传统团结理论在解释数字时代的社会整合时陷入困境。为回应这一理论挑战，数字时代可以借助“拓扑团结”这一新型社会团结形态的概念，描述人与人、人与资源、人与场景在虚实、时空、形态的连续变换中何以保持核心连通性与整合性。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正在推动人—机关系愈益超出传统“人与工具”的范畴。人类与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持续互动中形成的新型社会关系可以称为“智缘关系”。智缘关系的形成基础主要体现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拟主体性表征与人机互动的社会交往属性两个层面。在具体的关系实践中，智缘关系呈现出三种相互关联的结构特征：认知层面的意义非对称性，伦理层面的去责任化倾向，以及用户、平台与人工智能三元结构中的权力不对称性，进而衍生三类风险。“智缘”使社会关系理论面对一个新的事实：当关系的一端并不具备完整的人类主体地位，却能够持续回应并参与互动时，社会关系仍可能在经验层面生成，并在平台结构的持续塑造下产生社会性后果。作为分析数智社会人机互动的新概念，“智缘”不仅有助于拓展社会关系理论的解释边界，还有助于识别其衍生的认知责任与权力风险并完善相应的治理机制。

法律发现并非单纯的规则适用活动，而是一种包含先在理解、直觉与价值评价的心理活动，算法驱动的法律发现是否以及如何可能，取决于法律发现作为心理活动能否被算法承载并复刻。拟人化复刻要求算法与人的思维路径和判断标准保持结构的同一性，仅结果层面的统计近似并不足以构成判断依据。在此基础上，法律发现的实现条件被分解为心理活动的可承载性与语言图示的可转译性两个层面：前者的依据在于发现的心理活动可被逐项辨识，其中可被结构化的部分能够交由算法承载；后者通过法律概念、规范与事实关系、权衡强度以及符合性四类要素的结构化转译得以实现。由此构造出以多方案生成、实践理性筛选和过程留痕为核心特征的算法驱动法律发现模型，并形成由场景、类型、原则与理性自持构成的限度体系。

面对西方民主衰退与政治极化的现状，我们需要重新思考自由民主社会的稳定性基础：究竟是“宪法共识”还是“重叠共识”更能有效应对“事实上的多元论”？肯定性论证表明，宪法共识不仅更具现实必要性，且已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出于正当理由”的稳定，因而具有可欲性；否定性论证则揭示，重叠共识既缺乏现实必要性，也难以避免理论上的压制性后果，并不如其设想般可欲。通过对“合理公民”与“不合理公民”的分析可见，宪法共识能够在不排斥多元整全性学说的前提下，维护民主社会的基本团结与程序正义。在权宜之计与重叠共识之间，宪法共识作为一种兼具规范深度与现实可行性的“底线共识”，或更适宜作为当代自由民主社会稳定性基础的备选方案。

现代西方政党研究发端于议会民主实践，以政党代表社会某一部分、政党之间相互竞争为预设，在本质上把政党界定为部分，难以有效解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政治实践。与这一谱系相并行，尚有一条长期被排除于西方政党研究之外的思想脉络，它自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的原初命题起，围绕无产阶级政党的整体性质持续展开，构成政党理论的重要起点。整体性政党概念正是这一脉络与中国共产党的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将中国共产党界定为在国家建设、组织动员与历史承担三个层面上生成整体的政党形态。这一概念重启了对政党本质的追问，确立起整体这一独立范畴，也重组了本土概念的秩序，从而具备成为中国政党政治学标识性概念的学理根基。

人工智能（AI）国际治理已形成多主体、多层次与多形式共存的规则体系。在规则数量增加的同时，AI国际治理的规则体系却呈现出结构性失衡。在主体关系层面，规则权威、技术能力与公共责任在不同主体之间发生错配；在治理层次层面，全球规则、区域规则、国内法、行业标准与企业规则之间存在制度竞争，缺乏衔接机制；在治理工具层面，硬法、软法、技术标准、监管沙盒与争端解决机制尚未形成功能闭环。规则体系失衡源于规则权力结构与责任结构的分离、制度竞争对规则公共性的侵蚀以及AI技术逻辑与传统法律逻辑之间的张力。优化规则体系需要通过主体关系的再平衡、治理层次的再贯通与治理工具的再组合，推动AI国际治理从碎片化竞争走向体系化共治。

数字文化中介MCN近年来崛起，成为平台、用户、创作者与广告商之间的数字连接层，在重塑内容创作生态的同时，也推动了资本流转过程的中介化。立足布迪厄文化中介和文化资本的理论框架，结合田野调研可以发现，MCN通过统筹、优化多元主体间不同维度的资源交换，显著提升了数字文化生产场域内资本的流通效率与规模，且依托对流量的实际操控力，为资本操纵数据、强化资本循环回路提供了便利。因此，只有同时约束平台的基础设施权力、规范MCN的中介性权力，并强化用户作为数字社会主体的知情、选择、参与权，才可能有效遏制资本与权力借助数据、算法与中介进行的无限扩张以及数字不平等的再生产，进而在流量至上的数字文化生产场域中，形成更加公平、健康、可持续的数字治理秩序。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和施行，中国生态环境法学知识体系也迎来相应变革，这是其回应生态环境法治发展变化的必然要求。法典化时代，中国生态环境法学知识体系呈现出主体性、体系性、实践性、本土性与交叉性五大核心特征。为服务于构建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总目标，首要任务在于健全生态环境法学知识体系中的学科体系。这一体系应是包括生态环境法学总论、污染防治法学、生态保护法学、绿色低碳发展法学、气候法学、自然资源法学、能源法学、国际环境法学以及生态环境保护法实施学在内的“九位一体”体系架构。这一学科架构的生成反映了法典化时代生态环境法学知识体系的总体特征，也能够为建构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力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采取的适度法典化模式使其呈现出显著的开放结构。具体而言，法典以多法衔接适用、国际国内规则双向互动形成法源的开放性；通过统摄性条款、动态制度和不确定法律概念的运用，赋予规范体系以开放性。开放结构在回应生态环境治理复杂性与发展性需求的同时，亦产生法源适用模糊、行政裁量权扩张和法律确定性不足等难题。为平衡法典适应性与法的安定性，需以规则性约束明晰法律效力等级与转化规则，以比例原则、类型化方法合理解释开放性概念，以实质性司法审查限定行政权边界，从而精准划定法典开放的限度。

当前，全球算力污染治理面临三重困境：在国际层面，以自愿性规范为主的软法治理存在约束效力不足、核算标准不统一和责任分配失衡等问题；在国别层面，各国监管模式分化明显，资本主导下的监管碎片化与“逐底竞争”削弱了治理效能；在认知层面，发展与保护的二元对立进一步阻碍了治理共识的形成。我国算力产业正处于高速扩张期，但现行治理规则呈现出分散化、低位阶的特征，难以回应算力污染全链条、跨区域的治理需求。《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为破解上述难题提供了体系化的法治方案。依托法典所确立的全链条治理逻辑与制度体系，应当从空间布局的源头规制、全生命周期碳效管控、低碳转型市场激励以及多元协同治理四个维度，构建系统化的算力污染治理路径。

网络文学以其创作机制、传播体系和评价逻辑的深刻变革，引领着整个文艺形态的演进方向。从数智媒介与人民文艺传统的双重视野审视，网络文学不仅揭示了新大众文艺在创作主体、传播路径和审美范式上的重要变化，更承担着文化传承与价值建构的双重使命。对于网络文学而言，文化传承的内涵不限于信息的存储与符号的搬运，而在于叙事模式的创造性转化：让文化传统在当代故事中完成精神的转化与价值的再生。数智创新的关键并不止于工具的升级，更在于人机协同中创作主体的重新定义与审美形态的重新发明。面对主体性消解、评价滞后与算法价值偏移等多重困境，网络文学的根本出路在于文化传承与数智创新的相互促进，即以人文的温度驾驭技术的力量，在开放生态中保持品质底线，在技术驱动中守护人文精神，在全球传播中扎根本土传统。

面对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这一崭新事业，重新挖掘、重释并创造性转化、利用富有当代价值的本土历史资源，成为一项重要基础工作。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思想成果与实践探索经验极具参照价值，应当考量其创造性转化、利用的可能与限度。首先，其“整体性”思维范式——涵盖全球化视野与总体性变革思路——构成连接当今与五四传统的核心纽带。其次，五四时期的“人类一体化”意识植根于“大人类主义”观，可为当前思考人类命运前景提供历史资源。其三，五四开启的从“世界化—民族化”到“人类一体的生活，世界一家的社会”这一两阶段变革进程在今天仍有其价值。当今，人类共同探索文明新形态仍处于起步阶段，尤须借鉴五四创新精神，但也必须清醒认识历史资源转化与利用的限度。

贾植芳一生动荡不安，前半生随着时代大潮辗转多地；后半生尽管定居上海，但其书斋生活也并未如其所愿般“安定”。如果说他生命的前半期是被时代和社会推着向前走，是一种“体验式”的流浪文人与革命者的生命样态，那么，在上海他才逐渐完成了向岗位知识分子的身份转换。这种转换并不是我们通常看到的随着1950年代大学建设与院系调整而发生的较为被动的个人身份的调整，而是早在贾植芳初到上海的1946—1949这三年间，于这座城市内部不断迁移的过程中，就已经通过种种写作的尝试与知识工作的实践主动进行了探索。这个过程，既体现了大时代来临前知识分子主动投身、参与新的时代建设的愿景与努力，也是将自己的生命有意识地融入一个城市的进程。